吃 素 救 地 球 , 萬 惡 淫 為 首 , 百 善 孝 為 先

在蒲松齡筆下，放生作品數量可觀，內涵豐富，形式多樣。《聊齋》中有關放生的篇章多達20余篇，詩文中與放生相關的內容也為數不少，他本著寬容、包容的心態，基於對生命的充分體悟，對放生內蘊進行了主題式解讀。放生主體有人類，也有狐鬼精魅；放生行為方式有主動選擇，也有被動接受；放生雙方有單向的放生，也有彼此雙向互動的放生；放生心理取向有無意之間成就的放生，有瞬間念起偶一為之的放生，更有始終如一堅持不懈的放生；放生原因有因人格魅力、精神感召觸動引發的放生，有緣於愛情而直接施行的放生，有因愛情而愛屋及烏間接的放生，也有為友情而大開方便之門的放生，更有因敵對仇雠化解宿怨的放生。總之，放生是愛生、尊生、重生、敬生、救生，也是好生、惜生、憫生、憂生、順生。放生在蒲松齡筆下呈現出五彩紛呈、開放多樣的態勢，體現出一種博大的生命意識與深情的人文關懷。為便於直觀了解蒲松齡作品中放生的主體、方式、心理和因由，茲將《聊齋》中的主要放生篇目列表如下(見表)。

生的前提是放，只有當生命處於困境憂患，才有放的行為，蒲松齡借助對放生的描寫，指出芸芸眾生的種種生存困境。《象》中眾象見狻猊意將搏噬肥者。“象戰栗，無敢逃者，惟共仰樹上”，似求獵人憐拯。《青鳳》中耿生“會清明上墓歸，見小狐二，為犬逼逐。其一投荒竄去，一則皇急道上。望見生，依依哀啼，……似乞其援。”神通廣大的八大王更是為漁鱉者所獲。在這裡無論是沒有靈通不能變化的普通生物，還是頗具神通的神仙精魅都一樣難逃“變故在斯須”的厄運。蒲松齡在本應給予柔情與溫暖的放生情境中注入了無可奈何的感傷情調，從而使放生溫情表面籠罩著一層悲涼淒恻的悲劇氛圍。人之生與憂俱生，物之生亦與憂俱生，悲劇伴隨著生命的始終。蒲松齡一生窮愁潦倒，人生抑郁之悲、生之慘痛體驗深刻，悲劇意識如影隨形。在其宣洩情感書寫孤憤的《聊齋》中的放生主題，深度彰顯著無處不在的生命劫難與生存坎坷，明顯烙印著蒲松齡的身世之感及其對生命生存的深層體悟以及體悟之後對放生的強烈訴求。放生之於蒲松齡，一方面是仁慈善良的道德渴望與生存悲劇的最終解脫，是對物對人生命的救贖；另一方面也是對眾生平等、積善行德的精神關懷，是敬畏生命的理性思索，是萬物生命等量齊觀觀念的外化。

蒲松齡在不厭其煩地講述放生行為的同時，也極力渲染放生後琴瑟和諧的景象，這種對放生後的情景描述往往是蒲松齡著墨最甚之處，無論是基於何種原因的放生，往往有一段深情綿渺的結果表述。如《小翠》中放生只是蒲松齡一筆帶過的引子，重點展開鋪敘的則是因放生帶來的一系列報恩事件：小翠代母報恩下嫁恩人癡呆之子，並為之療疾，為其家去禍。類似的篇章還有《西湖主》、《八大王》、《小梅》、《花姑子》等。《詩經·衛風·木瓜》雲：“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踞。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為好也。”《聊齋》放生回報是投桃報李、互示友好的表示，是“行善不以為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利義關系的诠釋與注腳，也是“人生業果，飲啄必報”善惡果報觀念的積極反饋。

“人在他們的存在中和其他存在者相遭遇，命中注定要把自己的存在作為一個問題來面對，因此，他們在所做的各種事情中就和存在有雙重的關聯。”蒲松齡從“綻出之生存”、生命之存在出發，立足深度的生命意識與廣闊的生態視野，展現了放生主題多重的文化境域與深度的人文意義。

“文化是一種通過符號在歷史上代代相傳的意義模式，它將傳承的觀念表現於象征形式中，通過文化的符號體系，人與人得以相互溝通、綿延傳續，並發展出對人生的知識及對生命的態度。”蒲松齡放生作品內容的形成與思想表達也是如此，不是憑空而出，而是有著深厚的歷史文化成因。

明清時期人們對放生有了更為全面而深刻的認識，放生現象蔚為大觀，蒲松齡是其中的佼佼者。縱觀《聊齋》的放生作品，前人歷來的放生思想、題材類型以及作品的藝術表達方式等，皆給蒲松齡的放生描寫以種種滋養。首先，蒲松齡積極吸收儒家“恻隱之心”，“仁者，渾然與物同體。”釋家“上及人倫下沾蝼蟻，但能救死，無不放生”思想，積極宣揚仁人愛物。如耿生憐見被犬逼逐的小狐，對之“提抱以歸”(《青鳳》)。王六郎以“仁人之心”“憐抱中兒”，救投水婦人性命(《王六郎》)。蒲松齡在《放生池碑記》中更把這種思想加以深化與升華，他說“昔齊宣王不忍一牛，子興許其可王；宋哲宗盥而避蟻，程子以為推之即帝王之要道。非為偶殺一物，遂為不仁，而仁心可由是而充耳。”“仁民要矣；抑思愛者仁之始，仁者愛之推。夫苟任己欲，則欲生貪，貪生殺，以是而司牧於上庸有念民膏而撫字者乎?”愛物不殺與仁民念民愛民密切相關，飽含著蒲松齡的期待與祝願，與孔子、歐陽修等仁者提倡的重生愛民精神一脈相承。其次，前人放生作品啟迪了《聊齋》“花妖狐魅”放生的題材選擇，《聊齋》俗稱“鬼狐史”，花妖狐魅占據了絕大多數的篇章，其放生的形式、程序、結果與魏晉南北朝、唐小說中放生描寫多相近似。如《幽明錄·毛寶》寫“晉成康中，豫州刺史毛寶戍邾城。有一軍人”，放所養白龜於江，“後邾城遭石氏敗，赴江者莫不沉溺”，但該軍人卻被先前所放白龜所救。而《聊齋》中放生作品多遵循此程式。如《義犬》中賈某對“屠人縛犬，倍價贖之，桊養舟上”，後有盜因財起意，拋賈於江。“犬見之，哀鳴投水，口銜裹具與共沉浮”，使賈得救。皆是放生主體對放生對象施行放生行為贏得果報的模式。

蒲松齡在對傳統同類放生題材因襲繼承的同時，也表現出了明顯的超越與創新意識。首先，對生命關懷的角度與程度不同。前人多基於生與死的兩極對立從恻隱之心、慈悲之心、政治功能視角對生進行觀照，而蒲松齡則以寬廣的放生視域立足生命的終極關懷。如《趙城虎》中趙城妪獨子被虎所噬，妪悲痛欲絕，啼訴於宰，虎主動投案，宰對之曰：“殺人者死，古之定律。且妪止一子，而汝殺之，彼殘年垂盡，何以生活?倘爾能為若子也，我將赦汝”。“虎颔之”，宰“乃釋縛，令去”。虎盡贍養之責，時銜死鹿、金帛等擲妪庭中，“妪由此致豐裕，奉養過於其子，心竊虎德。虎來，時臥檐下，竟日不去。人畜相安，各無猜忌”。妪死，“虎驟奔來”，“直赴冢前”，嗥鳴雷動”。因宰的放生令本應為仇雠的妪與虎長期誠摯相處，而且產生了深厚的情感。蒲松齡筆下的放生不只是對生命的放縱，更是對生命的充分尊重、理解與包容。其次，基於文體的演進，前人放生作品大都敘述簡略，風格質樸、板滯、程式化，缺少藝術加工。而蒲松齡則極力渲染、鋪陳，筆致細膩，情節迂回曲折，放生對人既是情感的洗禮，也是一種文學上的審美觀照，讀來是一種藝術享受。如同是龜鱉放生故事。《續異記，劉沼》記載中山劉沼，“灶裡得一龜”，“放之於婁湖”，《聊齋》中《八大王》說漁鱉者獻巨鱉於馮生，生以其狀異，放之。兩篇作品敘述方式、情節相似，皆用直敘、順敘方法，寫人對物的放生。但《續異記》以“俄遷秣陵令”嘎然而止。而《八大王》則是一系列精彩婉轉華美的故事，得寶、娶妻，翻空為奇，令人耳目一新。再次，與前人相比，具有平等思想的蒲松齡本著開放的放生觀，更注重人與異類近距離的親近與親呢。如《酒友》中車生不以狐為異類，沒有加以傷害，反而與之共寢，引為糟丘之良友。這既不同於以往儒家的功利性放生，也不同於魏晉六朝小說出於敬畏膜拜的放生。利奧波德曾說：“要把人類在共同體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現的角色，變成這個共同體中的平等的一員和公民。它暗含著對每個成員的尊敬，也包括對這個共同體本身的尊敬。”蒲松齡的放生作品表達的正是他對萬物生命的尊重，對人與自然、人與人和諧共處的肯定與認同。

民俗文化有著鮮明的地域性，古語雲“十裡不同風，百裡不同俗”，“百裡而異習，千裡而殊俗”。一種民俗文化的產生與傳承都離不開特定的地域地理環境、人文傳統與時代氛圍的影響與制約。蒲松齡對放生題材的廣泛吸納也不例外，在他76年的人生歲月中，除了短暫外出之外，絕大部分時間是在淄川度過的。他對這裡的歷史故事、民間傳說、名勝古跡、人文風貌、博物信仰等了如指掌。淄川繁多的放生事件與深厚的放生民俗滋養了蒲松齡放生作品的撰寫。

淄川古屬東夷，自來民風“敦厚闊達”。范嘩在《後漢書·東夷列傳》指出：“《王制》雲：‘東方日夷。’夷者，抵也，言仁而好生，萬物抵地而出。故天性柔順，易以通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國焉。”樸素的言仁好生觀念，在與儒家文化的融合中滲入了濃烈的倫理與情感道德因素，人們“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這種“泛愛眾，而親仁”的精神氣質在明清時期對待放生事項上尤為明顯。唐夢赉(1627～1698)“生性好善”，“曾於城西傅家灣兩河匯流處做‘放生矶’”，“與朋友們經常在此向河內放生”。在他影響下“兩河上下數裡，再也無人捕魚。”《淄川縣志》更記載了諸多有關放生的詩篇，如“直鉤斷網屬仙家，總啟漁矶罷釣槎。”“記向西湖學放生，蓮池遺教幾個行。雙灣化作菩提水，大地江河總有情”等。蒲松齡周圍的親朋好友也多持放生理念，如親家高珩子“嫩柳灘頭攜簟坐，游魚數遍放生矶。”描繪了放生矶人魚和諧相處的畫面。放生主體與放生客體的生命世界靈性溝通協調融合，展現出一種深沉的生命意識與跨類的生命和諧。“天地之性，人為貴”。“天、地、人”三才，人的生命與價值最值得重視與關注。朝廷圍剿膠東於七起義，濫殺無辜，唐夢赉為之向山東總督建言，使不少百姓免於刀兵之禍。蒲松齡記日“唐子西世務鹹通，得獻籌於借箸。於是掠禁為嚴，膚功立奏。縱俘擒之弱息，歡噪孤城；拉啞叱之嬌嬰，還歸故裡。”有清一代獲贈康熙“半副銮駕”殊榮的邱璐(1620～1682)，任“揚州府江防同知，捐資制放生船。歲饑則赈貧，疫作則施藥。”邱璐及其子侄與蒲松齡是至交好友，多有詩歌唱和，書信往來，如《上瓜州邱》、《王鹿瞻在瓜州邱荊石先生幕，作此寄之》等，蒲松齡曾說“比年來，老大人煦拂江鄉，僅有清風兩袖。”蒲松齡了解與欣賞邱璐的“親親而仁民”的清正廉明。此類具“厚德懿行”的鄉賢還有沈潤、張至發、高捷、唐思仁、房景遠、高殷宗、孫紳、王廣铨等，他們“值歲饑，捐赈，全活累萬”，歲饑出粟，“賴以存活者不可握算”。如果說這些人對蒲松齡還是情感上的觸動與思想的激發的話，那麼其父蒲槃則是言傳身教的教育與熏陶了。蒲父“值歲凶，裡中貧者，辄按日給之食，生活頗眾。”親友們愛生愛物愛民的行為對蒲松齡影響至深。在《放鶴召鶴歌有序》中，蒲松齡從放生對象角度寫被放之鶴的自由狀態“鶴飛去兮，濟南之南。憩秦松兮，蹑岱岚，飲則有汶水兮，浴則淄潭。彼其稻梁兮，慎勿貪，曳缟衣以遐舉兮，謝弋人之耽耽。”在《放生池成喜賦》又從放生主體方面寫放生的重要性，“網釣分明記聖人，漫貪口腹又何因?一牛曾許齊君王，避蟻還稱宋帝仁。”《聊齋》中的放生篇更是蒲松齡全面具體的放生文學的實踐。《公孫九娘》中蒲松齡悲憫“於七一案，連坐被誅者”，痛斥“碧血滿地，白骨撐天”的殺戮。

淄川重生重義的地域文化氛圍深深影響著蒲松齡對生的珍惜與維護，淄川濃厚的民俗信仰也影響著蒲松齡愛物愛民的放生創作。就地理位置而言，淄川四面環山，廟宇遍布，青雲寺、寶塔寺、龍泉寺是其中最著者，蒲松齡文集中提到的寺廟還有水月寺、游龍寺、大悲庵、玉溪庵等。一般寺廟都有放生池，在規定的日期進行放生。佛經《禅門日誦》記載：“每年的十月初八稱為大涅盤日。在過去無量世中，眾生於此日曾發生極大的災難，死亡的人數無法計數。所以在這一天中，若能吃素、行善，可以得到諸天神聖的護持。吃素一天，等於吃素一年的功德；放生或作善事一元即等於一千元；若是說一句好話，等於說一千句好話。同樣地，若是罵人一句，就等於一千句。”蒲松齡在雜著中也談到了十月初八涅槃日放生情況，“此日放生一個，比常日有十千萬功德，此日作一罪業，比常日有十千萬罪業。”蒲松齡熟悉放生民俗，在《放生池碑記》、《放生池成喜賦》等文章中，在《聊齋》中，對放生果報“一飲一啄，善惡必報”的書描比比皆是。

蒲松齡積極吸收儒家仁者愛物愛民思想，釋家大慈大悲放生內核，有效借鑒前人放生題材、放生模式，並在淄川愛物重生的地域氛圍民俗信仰影響下，創作出蔚為大觀的放生作品。這些放生作品是他現實人生體驗的投影，是他仁心愛人的一貫表達。對蒲松齡來說，人與萬物生存的世界雖有不如意的地方，但仍應“是一個呈現著美麗、完整與穩定的生命共同體。”只有對這個共同體中生命的關懷與救助，只有對這個和合共生的共同體給與足夠的尊重與愛護，“人才能獲得人之本質，才能作為綻出的生存者守護著存在之真理，走上一條本真本己的生存之路”。放生作品不只體現蒲松齡對生命的關注，也表達了他對生存、對生活、對物際、人際關系的態度與理性思考，彰顯著他獨特的人生價值觀。

作者 馮軍　摘自: 《民族文學研究 》 2011年1期